郭沫若(1892一1978年),原名郭开贞,字鼎堂,号尚武,乳名文豹,笔名沫若、麦克昂、郭鼎堂、石沱、高汝鸿、羊易之等。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,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,现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新诗奠基人之一、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、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
1914年,郭沫若留学日本,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。1921年,发表第一本新诗集《女神》;1930年,他撰写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。1949年;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。
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、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、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,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、十、十一届中央委员,第二、第三、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1978年6月12日,因病长期医治无效,在北京逝世,终年86岁。
早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期,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,歌颂人民革命,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,开一代诗风,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。他创作的历史剧,是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。
如果他说了十句,只有三句对了,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,那说对了三句,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。
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、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。五四运动以后,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,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。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,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,在中国古史研究、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、巨大的。这些年,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,有的符合事实,有的是歪曲事实的。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,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从总体上说,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,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,但是,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,有些文章、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,这是不正确的,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
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、无法抹煞的人物。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。像他这样在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古器物学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,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,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。对郭沫若的“反思”,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,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,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。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,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,坚持“知人论世”的原则,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,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。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,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,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,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;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,都是不可取的。
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,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。在甲骨文、金文研究方面,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。即以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十批判书》、《青铜时代》几部书而言,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。他虽然也遵从“一家之言”,却与套用公式有别。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,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,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。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,他逞才使气有余,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。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(指陈垣、陈寅恪)、吕思勉等不同,其志不在学术,而别有怀抱。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,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。